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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华医学会总干事方石珊

发布时间:2015-3-27 13:30:29 作者:张圣芬

中华医学会设立执行总干事,始于1929年3月。执行总干事根据理事会决议,负责主持学会的日常事务。民国时期先后有8人担任过这个职务,其中朱恒璧、牛惠生二位会长也曾担任过总干事。方石珊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医学会第一位总干事(17届时改称秘书长),以早就蜚声医坛的名医之身专司此职达16年,在学会历史上绝无前例。纵观方老经历及其行事,不禁慨其传奇,叹其为人,并悲其投水自尽的结局。方老是中华医学会百年历史上的重要前辈,特行文记之。

家世与行医

方石珊(1884-1968),名擎。福建闽侯(今福州)人,祖居福州九彩园,人称“九彩园方家”。方家是大户,因方擎在家族中排行十三,族内晚辈称十三叔,后以“石珊”与十三谐音,便以石珊为号(也作拾山)。

方石珊是孤儿,家中仅有寡母(按:其女儿方缃回忆她父亲幼年是过继给一位寡母为嗣),“靠母绣花及族中的‘孤贫粮’糊口,身体瘦弱。”据其远房侄女方佩璋在《家史》中记述,方家向请有塾师授课,故方石珊也能来就读,后因其母亲目盲,为了生活,只好弃学去当学徒,在福州郑仲良大夫诊所兼药房工作。其族人方佩璋在《家史》中记述,方石珊“身上只有一件长衫,每当东家命他上街讨账,他必借机会回家探母,母亲急忙叫他脱下长衫,洗净晒干,回店前赶到家,穿上这唯一长衫。”方石珊在店中勤恳工作,留心学习知识。他喜欢临摹福建名人郑孝胥的书法,还因此得到郑孝胥的学习资助。一日,回乡省亲的林孝恂(林徽因祖父)来访诊所主人,见这小徒弟好学善书,便约他同回杭州衙门与其公子林长民(林徽因父亲)伴读。这是方石珊一生最大的转折点。他与林长民一起生活学习,成为终生挚友;后与林长民同获得官费赴日留学,在东京千叶大学学医。其时,他的堂兄堂姐方声洞、方声涛及方君瑛等均先后到日本求学,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他也想参加革命,堂兄弟以他是独子,应努力学习以期革命成功后报效祖国,所以孙中山、廖仲恺及黄兴等革命党人在楼上开会策划武装起义之时,方石珊一人在楼下边读书,边把风,没有参加政治活动。以后在推翻帝制的战争中,方的堂兄方声洞成为黄花岗72烈士之一,方声涛喉部中弹虽未殒命,却终生因子弹难以取出而苦不堪言。

1910年方石珊学成归国不久,东北爆发大规模鼠疫。1910年12月24日,伍连德肩负着扑灭鼠疫的任务,携助手林家瑞抵哈尔滨;仅仅两周后,时任陆军军医学堂细菌学教授的方石珊率该校10名高年级学生,于1911年元月6日,志愿来到哈尔滨协助伍连德博士。当年方石珊26岁。就是在这场载入近代史册的抗疫斗争中,伍连德带领方石珊、全绍清、侯毓文等人在哈尔滨成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临时防疫处。方石珊不仅参加了扑灭疫病的全过程,而且成为1911年在奉天(今沈阳)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的中方代表,并在会议上介绍了中国防治鼠疫的经验。

辛亥革命成功后,黄兴邀方石珊就任军医司司长。不久,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方石珊乃脱离政界,专心行医。他发现北京西药供应不足,便与友人合资在崇文门内开设利亚药房,并在那里坐堂。1920年开设首善医院,初在宣武门外,1927年迁至府前街,设备精良,有内外各科,方石珊自任院长兼大内科主任。这时,方石珊已经成为北京官绅及平民信任的名医了。1925年,方石珊出任中央防疫处处长。他任职期间,在京师警察厅下,由北京协和医学院卫生科协助,在北京市内左一区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方石珊兼任所长,课长由中央防疫处技师金宝善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教师胡鸿基、黄子方、杨祟瑞等兼任,一切卫生工作都由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兰安生规划督导。其工作范围包括生命统计、传染病管理、妇婴卫生、学校卫生及卫生教育、工厂卫生、疾病医疗、环境卫生稽查等项目。开创了我国城市政府机关自办的、有组织的公共卫生机构。这在《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西医篇》中有明确记载。

1937年日本军队占据北京,因方石珊精通日语,日方希望他出任伪官,他拒绝了,将首善医院歇业,隐居在八大处家中。抗战胜利后,方石珊将首善医院以8万元的低廉代价让予诸福棠医生,改为儿童医院(1955年7月,方石珊将府前街房地产的一半无条件地捐赠给北京儿童医院,诸福棠代表医院接受府前街8号并表示感谢)。又将所得8万元分为两部分,一份捐赠给儿童医院,一份赠予方母做生活费用。这时,方石珊虽已年逾六旬,但精力充沛,仍积极投入公共卫生等公益活动,创办防痨会,设立结核治疗门诊。方石珊还热衷于儿童保健工作,1946年在中山公园开办儿童康乐部,为游园儿童进行身心保健。以后改为公园职工子女托儿所,请邹韬奋夫人担任所长。解放后托儿所改为中山公园幼儿园,后由政府接管,成为北京市第三幼儿园。至今,在北京第三幼儿园的简介里,仍会提到其前身是方石珊设立的中山公园儿童康乐部。

作为北京支会会长的方石珊

方石珊与中华医学会的关系可谓深远。能查到的最早记录是在1917年。在中华医学会召开的第二次大会上,通过了请政府设立中央医事行政部的重要议案。同年9月25日,伍连德会长以哈尔滨等处防疫局总办名义,联络北京国立医学校校长汤尔和、中华医学会副会正俞凤宾、上海同仁医院监督刁信德、北京医院院长侯希民、海军医学校校长经享咸、陆军部军医司司长方擎、陆军医学校校长全绍清、北京传染病院院长严智锺、留学德国医博士江逢治、总统府医官屈永秋,联合上书国务院、内务部、教育部,再次要求中央设立专管医事的行政机关,以促进中国医学的进步。可见当时方石珊在国内医界的地位。

1922年中华医学会北平支会成立,方石珊当选副会长;并分别在1926年、1928年、1933年、1940年当选为北平支会会长(根据笔者目前可查到的资料显示,1930年杨崇瑞当选为会长,1947年韩云峰当选为理事长)。1928年在中华医学会七届大会上,方石珊被选为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八届大会时,会长制改为委员制,方石珊当选为执行委员。

方石珊担任支会会长期间,有两件事值得载入学会史册。1928年1月,中华医学会第七届大会在北平召开,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主任的林可胜教授担任会长,方石珊当选为副会长。大会决定对《中华医学杂志》的内容及出版力求改进。同年10月,《中华医学杂志》移至北平,编辑部先设在北平支会内,一年后改设于北平协和医学院内。杂志编辑部由北平方面人士组成,方石珊是两位编辑之一。1930年6月,林宗扬撰文《中华医学杂志移至北平发刊后之报告》,称“本杂志自迁北平后,篇幅竭力增加,论文广为罗致,材料之富较往日超越几至1倍。1928年英文作品才有462页,1929年增至838页;中文作品亦增至600页以上。且以三色版之插图。为节省经费,经事务总主笔苦心筹划,竭力减省开支,所有从事人员一律纯尽义务,此项省费每年约在万元以上。关于销路,国内已逾千份,国外亦达300余份。共计刊行8次,计用洋6174.37元,收入7106.60元,余926.23元。”方石珊对于杂志所付出的心血不言自明。

1933年1月9日,由于日本军队元旦时入侵山海关,中华医学会致函北平支会,要求北平支会立即制订办法,着手救护组织的组建和运作。时任北平支会会长的方石珊立即行动。5天后,北平支会即复函总会,并附上《北平临时救护院章程》、《北平临时救护院董事会章程》,表明北平支会的救护筹备组织工作已经启动。1月23日,北平支会召开大会讨论救护事宜,通过成立北平支会救护委员会,并筹备在热河成立一所救护院。经方石珊向军分会接洽,并派出代表赴承德察看,北平支会准备派队奔赴承德进行救护。2月13日,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救护会筹备会议在方石珊的首善医院召开了,会议决定成立华北救护委员会,北平支会的救护活动遂纳入其中。华北的救护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民众被发动起来赶制救护包;2月24日,救护队先发队出发;3月初,即组织了12个医疗组,听候战场调遣陆续出发。除满足前方医疗需求,在北平组织起2所临时救护院,3月9日即已开始收治伤员。当时的北平支会会员在支会和救护会的组织下,为抗日救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总干事的方石珊

全国解放后,自1950年至1966年,方石珊担任中华医学会总干事16年,成为学会事务实际运作的执行者和组织者。16年间发生的事情数不胜数,笔者认为有几件事情是不能忘记的。

1 在历史转折时期,为筹备第八次代表大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大会(即十六次大会,以后各次依此排序)原拟于1949年9月初在上海举行。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常务理事会鉴于筹备不及,决定延期举行大会。8月27日,第二次理事会议决定,大会宜于在北平举行,并要求北平分会立即推选筹备委员开始工作。12月21日,理监事会第二次联席会议召开,通过筹备委员会全体委员名单,计38个城市、137人,方石珊为筹委会第一召集人。1950年6月在上海召开理监事会议时,明确大会的筹备中心应在北京,总会立即派人去协助。由民国一脚跨进新中国,中华医学会面临着重要的转变,而在这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方石珊再次被推上瞩目的关键位置,并开始了他与傅连暲会长相识、相交、相知的过程。

1950年7月17日,北京区筹委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方石珊主持。讨论事体繁多,既有上报领导机关学会历史沿革、大会议程以请求备案,又有会章样式的变动,还要为筹委会寻觅办公场所,等等。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8月23日,中华医学会第八届大会预备会议在北京中法大学(北京东城区东黄城根北街亮果厂)礼堂举行,筹委会第一召集人方石珊报告了筹备经过;大会随后正式开幕。作为进入新中国时期的第一次大会,极其隆重,不仅中央政府领导人出席开幕式,而且全体代表还聆听了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科代会上的重要讲话。在8月27日召开的十六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理事会议上,方石珊当选总干事(后担任第十七届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十八届副会长兼秘书长,并曾任学会办事机构组织部主任;1959年方因受到政治运动冲击,一度改任副秘书长)。

2 主持了总会办事处的迁京

新一届理事会诞生后的第一次会议即决议:总会自即日起设北京,原在沪之总会改为

上海办事处。于是,总会迁京及后遗事宜的处理提上日程。

中华医学会自成立,总会会址就设在上海。经几十年的经营,在上海有了自己的房产,设有图书馆、医史博物馆,图书、期刊出版较有成绩,并有工作人员15人。因此,结束上海总会工作,妥善安置人员、财产,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新一届理事会和领导成员十分清楚这一点,多次开会讨论,并在1950年9月4~19日,派出总干事方石珊与金宝善、李涛共赴沪处理上海总会结束事宜。

 

方石珊行前,亲笔列出了到沪应办的事项共14项,其中包括:上海总会方面的外汇及香港存款全部由中国银行转京在京取款;会内经费困难,出版杂志经费尚无着落,希望上海方面募捐补助;总会需用物品尽量迁京;结清上海总会帐目;图书杂志决不出卖,等等。可以看出,方石珊此行,不仅是结束上海总会事宜,也肩负着推进北京方面启动运转的责任。在这份文件中,还可以读出方石珊到沪拟遵循的工作原则,主要有三:一是医学会现在实行的是集中制原则,主要问题要由常务理事会裁决;二是一切用说服办法避免强迫;三是要照顾上海总会的原有职工,可代觅工作。

方石珊一行抵达上海,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工作。学会所存档案中,有一份他们的调查日记,满满14天的行程没有一刻空闲。期间,除了认真调查总会各项工作及财务,他们召集了中华医学会在沪理事开会讨论,拜访在沪前任会长听取意见,与上海分会理监事会商谈接手原上海总会的相关工作,同学会原聘用职工一一分别谈话,并多次向华东卫生部请示汇报。原本复杂的结束及交接事宜,在他们与相关各方的商洽下,逐渐理出了处理方案。比如,原医史博物馆移交给上海分会,由上海市卫生局出资,总会出房,分会出人,

以医史博物馆为基础,共同创办卫生教育馆。

方石珊等人返京后,即向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报告了赴沪总会调查报告,对本会在沪房产、图书馆、博物馆、现款及外汇、家具、人事等处理方针,提出了建议。该建议得到会议的批准。上海总会结束工作就此完成,同年10月1日,总会开始在借用的东单三条4号办公,中华医学会总会迁京工作画上了圆满句话。

 

3 配合傅连暲会长组织和参加学会外事活动,并带团完成了多次重要的出访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医学会的对外交往活动基本纳入了上级领导机关的统一计划和安排,成为国家整个外交布局的一个重要补充。中华医学会以民间学术组织的身份,出色地完成了多次对外交往任务,而且能够克服官方外交关系变化对学术交往、科技合作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官方外交难以起到的作用。在中华医学会对外交往的新的开创期,方石珊配合傅连暲会长,安排及参与了众多外事活动,为中国医学界与国外同道的交流搭桥铺路。以方石珊为主要角色的比较重要的外事活动有如下诸项。

作为中华医学会的代表第一次站到国际讲坛上发言。1952年7月4日,方石珊代表中国医学界赴欧洲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并在大会发言。

作为团长率团第一次参加国际组织会议。1953年5月,以方石珊为首16人组成的中国

医学工作者代表团到维也纳参加了世界医学会议。这是中华医学会代表团第一次参加国际医学组织会议。5月26日,方石珊在大会上作《战争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报告。《人民日报》对方石珊的发言进行了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方石珊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言,他谈到了中国保健事业的成就。他说,最近三年以来,中国的医院数目差不多增加两倍半。三年间训练出来的医生比过去六十九年训练出来的医生还要多。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国内大力进行预防疾病的措施,从而降低了患病率,提高了生殖率,改进了人民的健康状况。”

出席世界医学会议并访问前苏联。1953年5月,方石珊率中国医学工作者代表团在出席世界医学会议归国途中,到莫斯科、列宁格勒以一个多月的时间访问参观了30多个医学教育、医学研究及医疗保健机构,并听取了100多位权威院士和专家的报告。这是中国医学代表团对前苏联的第一次全面深入的参观考察。该代表团于7月18、19日先后飞返北京后,在全国13个城市作了70次以上的访苏传达报告。

两次陪同外宾晋见周恩来总理。1955年11月4日,下午2时,周恩来总理在紫光阁接见日本医学代表团。方石珊随傅连暲、钟惠澜、林巧稚等陪同接见。1957年6月6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日本医学代表团,由方石珊、金宝善引见。

担任新中国第一次访日医学代表团副团长。1957年12月7日,应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堂森芳夫的邀请,中华医学会派出以柯麟、方石珊为正副团长的代表团离京赴日本访问。由于此次为新中国第一次向日本派出医学代表团,出发前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指示一次、陈毅副总理指示二次。代表团在专业方面以学习寄生虫、节育和药物等方面的内容为主。12月18日,中华医学会访日代表团出席在东京大学举行的日中医学交流会,柯麟团长作“中国医学教育的现况”报告,方石珊副团长作“中华医学总会的现况与几年来传染病预防对策和其成绩”的报告。

4 调研地方分会与地方科协及总会的关系

中华医学会与地方分会的关系向来十分密切,各地科联(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即科协前身)健全后,总会如何处置地方分会、地方科联及总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放权于地方分会,是当时总会必须面对和回答的一个问题。1958年4月7日,方石珊携学会办事机构组织部主任戴波赴上海、南京、南昌、长沙、武汉等11个分会了解情况,听取意见。5月11日,本会召开常务理事会会议,方石珊报告了视察南方11个分会情况后,提出建议:①应明确各地分会今后受地方科联直接领导,总会主要在学术上实施领导;会员资格审查可完全下放,各地分会吸收新会员报请当地科联批准,不需再经总会批准,但应向总会报告工作和新会员名单;组织机构可设三级,省分会下可再设分会;②总会主要抓学术活动,学术资料特别是专家的学术报告应及时印发各分会,可考虑刊发一种内部学术汇编;③订出分会编制方案,会员多的分会可考虑年会改为代表制。该建议基本理顺了总会、地方分会、地方科联之间的关系。

5 将方园别墅捐赠给中华医学会

方石珊在北京海淀八大处四平台2号有一所方园别墅,占地11亩余,有房13间计270平方米。抗战期间,方石珊主要居住在这里。1955年3月31日,本会接到方石珊将这座别墅捐赠给总会的来函。总会在报请卫生部后,于4月21日,在北京海淀区房产管理所与方石珊订立契约,办妥了方园过户给总会的手续。总会经修整后,将此作为招待外地来京专家讲学、休憩的地方。后来,该园被部队看中拟征用,征求中华医学会意见时,学会为了支援国防建议,无条件捐给了部队。

在那个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医学会也受到反右等政治运动的冲击,1959年初,方石珊被改任为副秘书长,直到1963年8月15日。这一天,中华医学会党组召开会议,由傅连暲主持,会议明确方石珊仍是学会秘书长。10天后,在8月25日召开的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傅连暲代表党组织向方老过去误被拔白旗表示道歉。与方老共过事的学会老同志都清楚,不管是在什么位置上,方老都在尽着自己的一份努力和职责。除中华医学会工作外,他还担任着中巴友协副会长、全国科协组织部副部长、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科普卫生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央防疫委员会研究组组长、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分会副会长、北京市公共卫生顾问、北京防痨委员会副主任等多项职位,均尽心尽力,不图名利。然而,“文革”开始后,他也受到了批判。据其女儿方缃回忆,她父亲并未受到太大冲击,只是靠边站。但方老是位爱惜名誉的学者,信奉士可杀不可辱,又因他敬重的傅连暲会长也遭揪斗,便愤而以84岁的高龄投什刹海自杀,一代名医就这样含愤离开了人世。

今天,我们怀着敬重的心情,缅怀并纪念这位中华医学会历史上的优秀领导者。

作者简介:中华医学会退休干部。原中华医学会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