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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医学的历史钩沉 鼠疫斗士的传奇人生

发布时间:2015-6-15 9:20:03 作者: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 游苏宁 来源: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

 

1915年2月,在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上,伍连德、颜福庆等一批有志于向国人传播西方先进医术的有识之士,在上海创建了中华医学会。经过一个世纪的洗礼,喜逢中华医学会成立100周年的2015年2月15日,中华医学会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伍连德专题报告会”,拉开了庆祝学会百年华诞的序幕。
    在这个将永载史册的报告会上,笔者不仅聆听了中华医学会会长陈竺、原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巴德年、原中国微生物学会秘书长程光胜、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陈红松追忆伍连德的精彩报告,也意外获赠一套珍贵的新书,这就是《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它是1959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英文自传的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这套由程光胜、马学博翻译的皇皇巨著分上、下二册,厚达800余页,逾65万字。该书是作者历时7年而成的人生回忆,通过伍连德博士被提取和保存的记忆,不仅向读者展现了近代医学的历史钩沉,而且使我们有幸了解到鼠疫斗士的传奇人生。正如陈竺会长所言:“伍连德先生是名副其实、众望所归的中国现代医学第一人。回顾他的一生,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强烈的爱国精神、人道主义精神、科学探索及勇于奉献的精神。”
    本书记录的不仅是风华正茂的伍连德在中华大地上临危受命、施展才华、奉献青春、激情燃烧的岁月,而且通过详实的史料使得一位为中华崛起而奉献一生的爱国华侨的高大形象跃然纸上,他对中国医学的杰出贡献将被人们永远铭记。窃以为,该书中文版与英文版最大的不同在于,倾注了程光胜等一批对伍连德研究颇有造诣学者的心血,我的同事张圣芬和栾伟伟为此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和照片,使得中文版的内容更加真实可信。恰逢新春长假,按照自己的习俗,在闭门谢客、悠闲自得的轻松氛围中,品一壶茗香,通过潜心阅读将自己的思绪带回那个望其首已遥不可及、抚其尾则相去未远的20世纪。
    草根出生的不世之才
    伍连德(1879—1960),字星联,祖籍广东台山,1879年3月10日出生在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17岁获得女王奖学金赴英国读书,在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游学欧洲6年期间,他先后在英国圣玛丽医院、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从事研究,曾师从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梅奇尼可夫和霍普金斯。经过只身异域求学的历练,聪慧过人的伍连德学成归来时就已经是光环绕身的人中翘楚。他1903年返回槟榔屿行医,1907年应袁世凯之邀回国服务。他是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微生物学、流行病学、医学教育和医学史等领域的先驱。在他竭力倡导和推动下,我国收回了海港检疫的主权。他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等十余个学会,并创办《中华医学杂志》。
    1910年末,东北肺鼠疫大流行,引发严重公共卫生危机。伍连德临危受命,救国人于水火之中。而立之年的他出任全权总医官,深入疫区领导抗疫工作,仅历时4个月就彻底消灭鼠疫。此后他还多次成功主持鼠疫、霍乱的大规模防疫。作为草根出生的不世之才,他筚路蓝缕地创造了现代医学史上的无数个“第一”:第一位英国剑桥大学的华人医学博士;实施中国医生首次现代医学意义上的人体解剖;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他主持了中国首次大规模的对瘟疫死者的尸体焚烧;设计了中国第一只防疫性口罩;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隔离等办法应对城市发生的传染病疫情;主持召开中国政府承担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创建中国第一个海港检疫所;撰写了第一部英文版的中国医学史;他因“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以及发现旱獭于其传播中的作用”,作为首位华人1935年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伍连德还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创建了北京中央医院等20余所医疗、检疫及医学教育机构。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因心脏病逝世,享年81岁。1月27日出版的《泰晤士报》称他是“流行病的英勇斗士”。梁启超对伍连德的赞誉一语中的:“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学术组织的拓荒之人
    作为中国现代医学学术组织的开山鼻祖,伍连德名副其实。回国伊始,针对各自为政的行医局面,他深感中国医生有成立自己组织的必要。1910年,他率先登报呼吁成立以华人为主的医学会。1914年4月,伍连德与颜福庆等7人联名发起组织医学会。1915年2月,伍连德、颜福庆等21人在上海集会宣告中华医学会成立,并选举颜福庆为首任会长,伍连德为书记。从此,中国医师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组织。1915年4月14日,中华医学会发表宣言,向各界昭告中华医学会宗旨:巩固医家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
    1916年2月,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全国大会上,伍连德被选为会长,并连任了两届。学会成立后,在伍连德等的积极努力下,通过创办杂志、发展会员、举办学术活动、开展防病宣传工作、推进发展医学教育等,扩大了学会的社会影响。同时他强烈呼吁成立中央医学委员会,并成为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18位医界领导人之一。为了强强联合而实现共同的目标,中华医学会与中国博医会于1932年合并,会员总数超过2000人,成为当时中国医疗卫生界最有影响力和凝聚力的学术团体,树立了中华医学会在我国医疗卫生界的崇高威望。在学会的成长中,先辈们不仅倡导学术交流,热心公益事业,而且勇于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使爱国精神始终在学会薪火相传。1937年,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学分会成立,伍连德任首届会长,该分会成为中华医学会最早成立的12个分科学会之一。1933年,他还与颜福庆等发起创建了中国防痨协会。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参与发起创建了十余个科学团体,包括中华麻风救济会,中国公共卫生学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医史学会,中国科学社等。无庸置疑,他是我国现代医学学术组织当之无愧的开拓者。
    学会成立伊始,伍连德就清醒地认识到期刊的作用,他同期创办了《中华医学杂志》,用中英文同时出版。在创刊号中,作为首任总编辑伍连德发表了题为《医学杂志之关系》的发刊词:觇国之盛衰,恒以杂志为衡量。杂志发达,国家强盛。源于对会刊的挚爱,他的绝大多数论文均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杂志从创刊起就广受欢迎,来自化工企业、制药公司、医药图书出版商的广告收入颇为可观,从而可为每位会员每月免费提供一本会刊。由于期刊收入颇丰,不久就在上海买下一所房屋,将其改造成现代化的办公室和藏书可观的阅览室。1949年,中华医学会从上海迁京之际,伍连德将自己在北京的一所宽敞的三层宅院连同数千册图书捐给学会,作为学会的办公场所和藏书千册的图书室,还可为员工和外地来京的会员提供住所。
    临危受命的鼠疫志士
    1907年,伍连德应袁世凯之邀回国服务,出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副校长。1910年12月,东北鼠疫爆发,年轻有为的他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受朝廷重托,他临危受命急赴哈尔滨调查并处理鼠疫。极富冒险精神的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任务,在圣诞夜火速赶到鼠疫流行的前线。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到达疫区3天后,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中国第一例人体解剖,从鼠疫病人尸体的器官和血液中发现了鼠疫杆菌,同时派人到满洲里查明肺鼠疫的疫源来自旱獭。从而确定这次流行的是肺鼠疫,传染方式是直接在人与人之间通过呼吸和飞沫,因此制定了通过隔离疑似患者防治肺鼠疫的全新策略。他采用的措施包括:将病人送往鼠疫医院,采用列车车厢隔离3000多例接触者,令所有人佩戴伍连德发明的加厚口罩,调动军队封城,切断交通,以及冒天下之大不韪通过焚烧4643具感染鼠疫的尸体来消灭污染源。依据伍连德周密而科学的防疫方案,靠着防疫团队高达10%殉职率而筑起的血肉长城,整个防疫局势很快获得扭转。历时4个月,一场数百年不遇的鼠疫大流行,被以中国人为主的防疫队伍彻底消灭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流行病防疫行动。
    伍连德丰富的学识、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与卓越的组织才能,受到政府的信赖和国际医学界的赞赏。成功抗击鼠疫后,伍连德获颁“医科进士”功名,被授予“蓝翎顶戴”,第一次有资格受到为宣统皇帝代理政务的醇亲王载沣的召见,并被国内外誉为防疫科学的权威。初战告捷后,伍连德没有在荣誉中陶醉,敏锐地意识到大鼠疫还会卷土重来。他婉拒担任管理全国卫生和医院事务官员的任命,回到东北担任东三省防疫总处处长,继续从事防疫事业。1920年冬天,东北鼠疫果然又起,伍连德打了一场漂亮的有准备之仗,与10年前仅中国境内便死亡6万多人相比,此次他把死亡人数控制在万人以内。
    卫生防疫的开山鼻祖
    从防疫东北鼠疫起,伍连德先后开创了中国流行病学、微生物学、实验动物等学科,是中国现代卫生防疫事业的开拓者。防疫东北鼠疫结束后,伍连德敏锐地意识到,预防疾病必须未雨绸缪,建立自己的卫生检疫系统迫在眉睫。经过他十余年的不懈努力,1930年海港检疫管理处成立,正式从洋人手中收回海港检疫权。他不计个人名利,欣然出任中国海关检疫管理处处长。在经费分文没有落实、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凭借科学的管理很快使中国港口卫生检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932年,由上海传入的20世纪最大的一次霍乱导致大流行,海港检疫处承担起上海300多万人的防疫工作。在他的带领下,上海的医务人员夜以继日地救治霍乱病人,散发了逾百万份传单和宣传海报,进行了上百万人的疫苗接种,并以他的名义发布了18期疫情公告。这次霍乱大流行中,全国24个省中23个出现病例,全国一共记录了95 000例霍乱患者,死亡31 000人。其中北平患者病死率最高,接近80%;而上海的病死率为全国最低,仅7.4%。同样是在上海,英法租界的患者病死率均超过30%。针对这次霍乱的防疫举措被誉为当时全世界大城市流行病控制中最出色的行动。
    医学教育的远见卓识
    伍连德还是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回国伊始,他率先引进当时国际先进的英美医学教育体系,使陆军军医学堂迅速摆脱了日本人的影响,成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医学院,开启了中国现代医学教育之门。他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在中华医学会第一次全体大会通过的重要决议中,就包括学会每年为医学生提供10个庚子赔款奖学金名额。学会第14任会长、享誉全球的外科名家沈克非就是这一善举的直接受益者。
    伍连德还上书民国中央政府,建议根本改变医科学生的培养方式,包括开设人体解剖学,在医院进行有系统的临床教学,建立中央医学统辖处以监督医学教育,倡导医学生学习英文等。他力荐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建立一座新型的医学院校和医院,并坚持采用英语教学和诊疗。他提出的许多建议均被采纳,从而促成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落成。协和医院开业之时,他作为中国的代表出席,并设家宴款待出席盛典的逾百位世界名流。
    伍连德先后在各地创建了20余所医疗和教学机构。鉴于北京较完善的医院皆为外国人所建,伍连德倡议我国自行建设一所现代化的综合医院。获得政府同意后,除财政部拨款外,大部经费由募集得来。在医院建设的3年中,他极尽艰辛、殚精竭虑地为之操劳,克服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各种艰难险阻,从征募建筑经费到审查设计规划,无一不事必躬亲、身体力行。为了医院的早日落成,他不仅慷慨解囊捐助,而且在呕心沥血的建院过程中对薪水和报酬分文不取。该院于1916年奠基,1918年1月27日开院,命名为北京中央医院(今天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不惑之年的伍连德荣任首届院长。
    学术会议的真谛所在
    1911年4月,清政府拨款10万两平库银,按国事之规格在沈阳隆重召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这次为期26天的会议,旨在总结刚刚扑灭的、导致6万人死亡的中国东北大鼠疫。由国家出面,邀请到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墨西哥和中国11个国家的33名鼠疫权威和传染病专家出席。在这次举世瞩目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上,日本曾企图压服中国接受日本人担任大会主席。但因此前,《泰晤士报》等大量欧美报刊早有关于伍连德领导中国防疫取得成功的消息,捷报已经传遍世界,与会的多国专家一致公推伍连德为大会主席。从而,挫败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抗击东北鼠疫的总指挥、以“鼠疫斗士”名扬天下的伍连德实至名归。
    在大会上,年逾而立的伍连德系统地介绍了中国防治鼠疫的经验,与会的各国专家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伍连德一直认为,举办和出席学术会议,不仅有利于交流学术、增进友情,而且是代表国家利益、为国争光的难得机会。他在自传中写道,“举行万国鼠疫研究会,更提升了中国在科学界之地位,并间接地增强了其政治影响。”
    中华医学会创建之初,伍连德深悟学术会议之真谛,每个周末都邀请各界名流对医者或大众举行公开演讲,当时可容纳千人的基督教青年会大厅每每座无虚席。伍连德是中国现代医学的领军人物,在为国服务的30年中,作为中国首席医学专家,多次代表国家出席各种国际会议,同时也在国际上不遗余力地为中国呼吁和宣传,为国家招揽人才。他一直认为,在国际会议的发言中,言简意赅不失为睿智之举。1913年,在代表超过8000人的第17届国际医学会议开幕式上,当其他国家的代表都对着自己冗长乏味的发言稿照本宣科之时,中国代表伍连德仅一句话的发言语惊四座:“女士们、先生们,中国感谢你们!”
    鲜为人知的历史钩沉
    本书中既有历史的概述,学术研究的心得,为人处世的思考,也不乏宝贵的史料。书中解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如孙中山先生曾被诱进伦敦的中国公馆监禁12天;孙中山先生是死于由华支睾吸虫所致的肝癌。伍连德曾在实验中险些感染破伤风杆菌。他曾义无返顾地全身心于禁止鸦片运动,只身出席国际禁止鸦片会议。他作为袁世凯等的侍医长达10年之久。为了潜心学术研究,他曾婉拒蒋介石签署的国防部军医署署长的任命。他曾两度遭受日本宪兵拘押和审讯;“九一八”事变后,伍连德拒绝与日本合作,愤然出走。“七七”事变后,日军践踏我大片国土,伍连德被迫离境举家返回马来亚开设私人诊所,曾遭受土匪绑架仍初衷不改。当成功抗击鼠疫受到政府的信赖和国际医学界的高度赞赏时,功成而不骄、居功不自傲的伍连德坦言:朝廷恩准对瘟疫死者进行集体火化,并且正式许可为获得知识而进行尸体解剖,这是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史上的两个标志性事件。
    伍连德医学造诣精深,学术著述颇丰,曾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涉及公共卫生、传染病流行病、医学教育、医药管理等多方面,其中多篇论文在《英国医学杂志》和《柳叶刀》发表,《论肺鼠疫》和《中国医史》是他留下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宏篇巨著。他重视防疫工作,力促发展现代医学,并认为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卫生制度。为满足各界防疫之需,1935年出版了厚达547页且图文并茂的《鼠疫手册》。他晚年虽远居海外,但仍眷念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他在本书序言中写道:“我曾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古往今来,真正的国士既是曾挽狂澜于既倒、肩负天下安危的勇士,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后归隐田园的智者。伍连德博士无愧于中国近代最后的国士。
    作为初出茅庐即投身学会三十载的普通一员,在喜庆学会百年华诞之际,回眸其成长历程,重温那些永载医学史册的经典之作,遥想筚路蓝缕的初创艰辛,回忆一个世纪的心路历程,先辈们对学会的杰出贡献跃然纸上。从书中可知,伍连德博闻强记、敏于观察,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组织才能,因而在许多方面都为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虽然他终身保持了英国侨民的身份,但在他的各项业绩中都闪耀着炎黄子孙的赤诚。
    当满怀激情读完这部历史伟人的自传后,笔者在感动和敬佩之余,掩卷遐思,应如何评价伍连德光辉的一生?窃以为完全可以借用毛主席对白求恩的赞誉之词来对伍连德的高尚品德和丰功伟绩盖棺定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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